全球化的本质与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呈现出加速深化的趋势，逐浪于全球化大潮中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扩展的产物。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和发展，也必定被深深打上资本的烙印。从根本上讲，它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其实质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因此，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必然是不均衡的。全球化的两重性就在于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赶超发达国家的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为发达国家加强全球经济霸权，巩固国际经济旧秩序，全面推行新“经济殖民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只要全球化还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得到改观。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推动全球化的原动力，国际金融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催化剂和驱动力，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核心和主导力量。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力量极其薄弱。它们在严峻的挑战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突破瓶颈，规范发展，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抓住机遇，加快现代化步伐。

　　科技人才缺失的困境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科技已成为全球化经济的原动力和基本内核，在当代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能否在高科技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是各国竞争的焦点。谁能掌握更多的高新技术主导权，谁就能赢得未来。

　　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领域一直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资金投入、人才培养还是制度保障，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据统计，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科研人才的85％和研究与开发经费的94％，而发展中国家分别只占15％和6％；科研开发占GDP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为22.2％，发展中国家仅0.4％；而且发达国家还占有研究开发成果专利申请件数的94％。高科技是21世纪的经济制高点，各国纷纷推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战略，抢占这个制高点，围绕高科技的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高科技往往派生出垄断权力；它还具有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和牵引效应，“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它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发展中国家若不能在科学技术方面突破依附性强、自主性差、底子薄、实力弱的瓶颈，势必在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丧失良机，陷于被动甚至成为别国的技术附庸。

　　科技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教育、人才则是科技的核心和基础。发达国家都是经济科技大国，同时也无一例外地是教育人才大国。其教育经费往往占其GNP的5－6％，有的甚至更高；而发展中国家仅为3－4％，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甚至不到1％，加上发展中国家GNP绝对值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人才教育困境可想而知。当前，发达国家的“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甚至推出“超早争夺人才战略”，争抢人才“青苗”。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高脑”外流，一方面人口素质低下，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匮乏，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虽然可以寻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在高起点上推动本国技术进步，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引技能力有限，再加上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苛刻条件和高昂代价，更使发展中国家望而却步。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智力越来越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智力资本又以大量的智力投入为基本条件，以大量优秀人才为主要载体。缺乏人才，就缺乏有效的智力资本，就缺乏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就不可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不可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根本还在人才的缺失。

　　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是当代国际经济生活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居枢纽地位。金融全球化虽提高了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使国际资金的调拨与融通空前便捷，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但却严重削弱其控制力，加大了金融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 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 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以上论及的仅是国际金融自身风险性带来的影响。在现实中，“金融霸权”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金融经济优势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由于金融的重要性，金融权力成为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权利依赖金融权力，二者相互支持。”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面对金融风险的威胁和金融霸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更无力更改现状，当务之急是健全金融市场，加强危机防范反应机制，完善金融监管，控制市场开放程度。90年代以来的几场金融危机警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放开，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后果不堪设想。

　　跨国公司主导地位的争夺

　　目前，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已融为一个共同市场，市场体制的全球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基础。1998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6.74万亿美元，占当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28.86万亿美元的23.4％，也就是说，世界各国年均有1/4的GDP离开了世界市场就无法实现。世界市场的深入拓展同时意味着竞争的更加激烈。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机遇，也使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在跨国公司的急剧扩张上。自1994年以来，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规模不断扩大。兼并交易额从1996年的1.14万亿美元增到1998年的2.4万亿美元。这股兼并浪潮有其争夺先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追逐规模效益的深层原因，是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世界市场的扩展，国际经济环境更有利于资金、资源的跨国流动。跨国公司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资源、市场极为有限的国际空间，不能不调整其全球经营战略：在不同的区位安排生产，充分利用各地不同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提高产品竞争力，从而占有更多的资源、市场。就其社会本质而言，其经济活动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并力图控制世界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它往往以直接投资加强掠夺，以技术垄断和高额转让成本限制其自主开发技术，以生产基地转移强化垂直分工体系。不难看出，跨国公司力求突破国界限制，强化市场控制，日益显出其对母国和东道国的政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其垄断性上，它的资产总量、技术能力、品牌效应和销售网络优势极易占据发展中国家某一经济部门的主导地位，形成垄断权力，进而超出经济范畴。可以说，其投资“引来了外资经济强权干涉的幽灵，游离于东道国政府的控制之外”。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目前全球性大跨国公司有5.3万家，其子公司达45万多个，它们控制着世界生产总值的1/3、投资总额的70％、贸易总额的2/3和技术转让的80％，而绝大多数母公司设在少数发达国家。另外，发达国家GNP的40％也来自其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显然，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的对手首先便是跨国公司，后者的大举“入侵”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外依附程度，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主权，因此这种竞争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

　　在全球化中，国与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作为全球化的核心，跨国公司总体上毕竟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反映了当今世界资本和技术流动快而劳动力相对不流动趋势下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笔者认为，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影响，与其说取决于跨国公司，还不如说取决于本国的政策。对跨国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须予以限制。而且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商业行销、科研开发等众多功能于一体的巨大复合体，是一种时代潮流。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才能在国际国内市场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

　　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各种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主要有生态问题、人口问题、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和发展战略问题。客观上，生态恶化已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因素，环境退化和不可持续发展则是造成当今许多热点问题的主因；人口问题则派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资源冲突、两极分化、难民潮等），尤其是多年来，世界人口以年均7800万的速度猛增，预计到2050年将达89亿，而绝大多数新增人口将出生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和社会负担；长期的争战与贫穷、社会不公、环境退化相互作用，循环不休，更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恶性肿瘤。结束内战和其他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威胁的因素，只是迈向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的第一步。随之，主观因素即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则是最重要的。若是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形势，则发展必然加快，即使有困难也易克服。

　　经济全球化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游离其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担心发达国家的资本控制和剥削而畏缩不前，就会痛失良机，被提前淘汰；而不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去制定发展战略，也必将陷入困境。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之路任重而道远，“前无坦途，后无退路”的现实要求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既然“没有免费的午餐”，就要敢于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长久的发展。外因与内因相比，内因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要融入世界经济，必先完善自我，尽可能地推进开放又能避免过度的风险，保证改革和开放的协调。

　　第一，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科技之本在人才，在创新。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发展中国家要培养大批的人才，形成自身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在少数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形成自己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形成基础科学领域较强的研究能力，使其具有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后续能力；要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新产业，培育自己的跨国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增强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增强自身实力的关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法制先于经济”，金融动荡源自内在的制度弊端或缺陷。发展中国家必须处理好国内制度改革与市场开放的关系，保证其均衡发展。根据“开放经济理论”，一国经济开放的顺序一般是先引进外资，再在贸易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最后才是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在本国市场不成熟，特别是缺乏对国际游资的协调和监控机制的情况下，开放金融资本市场是不可取的。而且，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说到底还得以对货币资产最终能形成实物资产的信任为基础，过早开放则易使虚拟资本膨胀，引发经济危机。不仅金融市场需要规范，跨国公司的活动也需要制度的调控，才能在有利于本国发展战略的同时，又不至于阻碍跨国公司的投资积极性，形成互利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