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法律制度，比较传统的是按照历史类型将我国的法律制度分成奴隶制法、封建制法等。习惯上，我们将清前期以前的法律称之为古代法律或传统法律。不管是哪种类型得法律制度，比较共同得都是以刑法为重。而刑法、刑罚的重心又是维护皇权和宗法伦理。虽然如此，在传统法律制度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兼有政治和司法制度特点的监察制度也逐渐得以发展、成熟。本文就清代以前的中国监察制度作一定的了解。

我国较早设立监察制度的是秦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原先在君主左右“掌赞书而授法令”[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的御史发展成为兼司纠察之任的监察官吏。《文献通考·职官考七·御史台》中就说御史：“至秦汉为纠察之任。”说明在秦代时开始设立监察制度。御史大夫是秦代的最高监察官，众御史之长，其地位在廷尉之上。御史大夫率属吏组成御史府（台），构成秦代的中央监察机关。在地方各郡则设立监御史。《汉书·百官表》云：“监御史，秦官，掌监郡。”这是由朝廷派往地方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吏，其主要职责是对所在郡的官吏实行纠察，并参与治理刑狱。但监御史并不是地方官职，也不专驻地方，而是隶属于御史府（台），受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直接指挥和节制。监察机关的垂直制，在秦朝已开始。秦代的御史监察之制尚处于初创阶段，御史虽有监察之责，辅佐皇帝监察百官，但其仍负有其他各种行政事务，还不是专职的监察官员。御史的主要职责有三方面：一、协助皇帝和丞相管理其他国家事务；二、执行纠举官吏不法的监察事务。执行这项事务时，御史常奉命直接参与审讯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了秦始皇在咸阳坑儒和赵高以“谋反”罪审讯李斯时，都有御史参加。三、负责记录皇帝的制诏，主管刑律的制定、保存和核校等事务。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为后世所继承，而且，御史监察百官还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汉初仍被沿用。经过不断调整，汉代的监察制度有了明显的变化。汉代中央仍设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东汉时期中央监察机关改为御史台，属九卿之一的少府，但御史台活动独立与尚书台、谒者台，并称为三台。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西汉时御史大夫除掌管监察百官纠举非法之职外，有时还率兵征讨，行使一定的兵权。《汉书》卷六《五帝纪》载：征和三年，春三月，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兵二万人出西河击匈奴。这也说明了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专门单一的监察机关。除御史大夫寺的监察外，汉武帝元狩五年，又在丞相府内设置丞相司直，“掌佐丞相举不法”[《汉书·武帝纪》]，协助丞相“督录诸州”[《后汉书·百官志一》]。中央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内设监察官员，加强了国家的监察职能。在地方上，汉代的监察机关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司隶校尉。司隶校尉负责“督大奸猾”[《后汉书·百官公卿表》]，“掌察举百官之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后汉书·百官志四》]。另一种是州刺史。汉初，废除了秦代常驻地方的监御史，有丞相派遣“丞相史”监察郡、县。汉武帝时期，为了有效控制地方，对监察制度又作调整，废除了监察郡国的丞相史，分全国为十三个郡部，除京师所在州为司隶校尉外，其余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直属御史大夫。除分区监察外，皇帝有时还从御史中直接任命“绣衣直指御史”，惩办地方奸猾，并同州郡共同审理重大案件，或负责镇压农民暴动。刺史的职权主要由“掌奉诏条”（共六条）确定，刺史到地方，省察治状。在“六条”规定的范围内，刺史可以纠举弹劾：“所察应条即举。”[《汉书·翟方进传》]超过“六条”，就是“所察过诏条”，“不循守条职”。开始规定刺史“以六条问事”，不得过问六条以外的其他工作，后来限制渐送，以至到西汉末年，刺史的权利已很严重。有人称之“选第大吏，所荐位高于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汉书》卷八《朱博传》]到东汉后期，刺史又逐步统率军队，管理地方，成为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长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政权频频交替，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但监察制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监察机关仍然为御史台，但已经成为皇帝直接掌管的独立的监察机关。长官御史中丞职权很大，“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初不得纠尚书，后亦纠之”[《通典》]。东晋时期，御史可以不举控告人的姓名进行弹劾，实行“风闻奏事”制度。《梁书·武帝本纪》载，天监元年诏书中说御史“可以风闻奏事，依元熙旧制”。自魏以后，地方不设立监察机关，由中央派御史监察，发展了御史出巡制度。东汉时期的司隶校尉，魏晋时仍设，与御史中丞“分督百僚”。至东晋，司隶校尉一职不复存在。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法律制度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唐代法律是中国封建法律的典型、中华法系的代表，这时期的监察制度组织完备、职责明确。唐代的监察制度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御史台制度，一种是谏官制度。唐初沿隋朝设肃政台为监察机关，后经过左、右肃政台，左、右御史台的变化，唐睿宗景云年间统一为御史台。御史台是独立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外，对中央和地方百官进行监察的专门机关。其主要职责：第一，推按狱讼。包括推问皇帝下达的案件，审理普通百姓的案件，参与三司推事等。第二，弹劾犯罪。对违法犯罪的官员进行纠举，弹劾其罪，请求司法机关审判。第三，巡察内外。一是分察六部的具体行政行为，使之合法而有效率；而是巡察州县，以六条为察事内容。遇有非法行为，便予以纠查。第四，监督决囚。如发现司法机关违法及犯人有冤者，予以纠举平冤。第五，监察录囚。唐代御史的任免权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行使，不归管理一般官员的吏部掌管。御史的弹劾行为，不必经御史台长官的审准就可以向皇帝直接提出。御史台还可以设置监狱来拘禁和讯问罪犯。另一种监察制度是谏官制度。唐代谏官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两省，成为正式的司谏官。司谏官主要职掌以下几方面：谏议。以皇帝为对象，皇帝的个人生活直至王国大政都在谏议之列。第二，封驳。即还封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第三，知起居事。第四，知匦事。唐代的监察制度的特点是：御史代表皇帝，临制百官，是皇帝自上而下监督、统治百官的一种工具；谏官的监察则是自下而上，以皇帝为监察对象。这样就形成以上察下，以下督上的双向监察制。这种制度完备而富有活力，一方面监督了百官的违法行为，促使吏治清明；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皇帝的极端专制。它对维护唐代君主专制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的中央监察机关仍然为御史台（台院、殿院、察院），长官是御史中丞，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察院的监察御史“掌分察六曹及百司之事，纠其谬误”。御史台虽为中央监察机关，但也具有司法审判职能。御史台设台狱，凡违法失职官员，在送大理寺审判前，往往先送御史台侦讯。对各地重大案件，御史台派出御史“乘传”赴当地“就鞫”。大理寺审判的案件，如发生犯人不服或审判官意见不一而有“翻异”，则交由御史台推究。地方监察，主要靠设于各路的监司兼管，负责巡按州县，“采访在任官能否”，“荐举循吏，按劾奸赃” [《庆元条法事类》卷七《职制令》] 。宋代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出入人罪制造冤假错案，在司法审判上特别实行了一套“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范太史集》卷二十二《转对条上四事状》]的监督制约制度。但这种司法上的监督制度在重要的案件中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尤其是针对官吏的犯罪行为。因为在实行这些制度的同时，又实行皇帝“御笔断罪”制度以及中书宰相的“指挥”制度。宋代为了维护君主专职的中央集权，其法律的主要特点是“重法治民，宽典待吏”。应当来说，监察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就是监察官吏的不法行为，防止危害国家的政权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而宋代宽典待吏的立法和司法思想无疑削弱了监察制度的发展。尤其是皇帝的“御笔断罪”制度，基本上是判决不依法，“变乱旧章”，“出命制法，轻重予夺在上。”[《宋史·刑法志》]这种判决不能申诉，也不能延迟执行。商鞅曾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记·商君列传》]。正因为上层对监察制度的不重视，宋代的监察制度没有多大的完善和发展。

相比之下，元代比较重视司法监察工作。元代的监察机关十分庞大，中央设立御史台 ，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为元朝三大中央机关之一。御史台是天子的耳目，它除了掌纠察百官善恶，还有重要的司法职能。官吏受赃专门由御史台负责审理。成宗时，监察机关曾“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元史·成宗纪四》卷二十一]。在地方上，则设立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和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作为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全国共分为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司。元代监察机构的职权重大，中央和地方的职责，依至元五年初设御史台圣旨条画规定：“弹劾中书省、枢密院、制国用使司等内外百官奸邪非违，肃清风俗，刷磨诸司案牍，并监察祭祀及出使之事”[《元典章》卷五台纲一《内台·设立宪台格例》]。正由于监察机关职权重大，所以法律对监察官员特别加以规定：监察官员如有犯赃行为，则加等治罪，虽不枉法亦除名。[《元典章·肃台纲》]

应当来说，明代的监察制度主要不是体现在监察机构上，而是明代的刑法和刑罚等法律内容上。明代贯彻的是“重典治吏”的立法思想，完全不同于宋代的“宽典待吏”的方针。朱元璋熟谙“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深刻道理，在吏治上坚言“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九]。明制颁的《大明律》和《明大诰》的内容均达到了重典治吏的目的。明代在洪武十五年将唐宋的御史台改为督察院，扩大了监察组织。督察院又称“风宪衙门”，职掌纠察。督察院设左都御史主管中央和地方的司法监督，又设御史多人作为辅佐，对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进行监督。督察院对贯彻执行法律制度负有重要的职责。它可以“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对全国所有官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纠劾。它还直接参与审判活动，凡有重案要案，刑部、大理寺必须偕督察院共同审理。明代形成的三司会审、圆审、朝审、会官审录、大审、热审等都有督察院的参加。大理寺的职权非常广泛，举凡政治、经济、礼仪、文化、教育及思想领域都在监察的范围之内。在地方上，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设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的活动不受都御史的统领，而接受皇帝的节制。他们巡按地方时权力极大，地位和省级长官平等，发现问题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监察御史的首要职责，所谓“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明史·职官志二》。明代还创设了六科给事中这一独特的监察组织，负责纠察六部官吏的违法事件。其中刑科给事中对刑部的审判活动有直接的监督权，一旦发现问题可径向皇帝奏报。明代特有的厂卫制度可以称之为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厂卫组织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法机构和监察机构，不能象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公开行使权力，但被皇帝特许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专理诏狱和审判之权，直接听命于皇帝。明代的西厂、东厂、锦衣卫、内行厂等特务机构，均兼有监察百官之权，而且行事不受法律的约束，是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极端。

清代沿袭明代的设置，都察院是法纪监督机关，主掌官员监察，并职司谏议实行“台谏合一”的制度。在监察方面，清代将原来独立的六科给事中监察系统合并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科道合一使清代监察权进一步集中。除监察权外，司法的职权也是都察院职权的一个方面。都察院参与司法事务主要表现在：一是参与会谳。即各省的死刑案件在刑部核拟后，送都察院列署意见转大理寺。二是参加秋审和朝审，执行复奏之职。除监督其他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并参与会审外，都察院还可以受理官民冤案，大事奏请裁定，小事立予昭雪。都察院所属的五城察院（清代京都分中、东、西、南、北五城，每城设一衙门，都称“察院”[《光绪会典事例》卷一四七]）可以审断完结杖罪以下案件，徒罪以上送刑部裁定。总体上，清代的监察机构与明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没有了明代厂卫等特务的监察。

综观清代之前的我国监察制度，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维护专制的中央集权。监察的主要内容表现在司法领域，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还有就是吏治领域，防止官吏贪污腐化，影响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在传统的监察制度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监察系统和监察官员的垂直领导自秦代就开始实现，这种制度可以摆脱地方上的控制，能够更好地行使监察职责。遗憾的是，现社会的监察制度才刚刚规定实行垂直领导，真正实现这种领导体系，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其次，我们的监察力度太弱，方式单一。现在的监察制度都是监察机关等有人反映问题后才去查处，而且经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属于那种“宽典待吏”型，而不是主动去对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部门和岗位实施监察。在处罚力度上，明明已经够上刑事处罚的，却因为当事人“认错态度好”，“积极改正”或者是“积极退还非法所得（注：这里一般不用“退赃”这样的字眼），给一个行政处分或者调离岗位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监察机关的官员往往没有人来监察。希望当权者能够以古为鉴，真正地发展和完善国家的监察制度，尽量少一些成克杰这类让人觉得羞愧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