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契约条款所构造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既分散了投资风险，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风险资本家作为资金管理者（代理人）而非所有者（委托人）的代理人问题，诱使代理人从自己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使双方福利同时趋于最大化。

　　二、风险企业对风险资本家的第二重代理与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创业者以其新点子、新思想、新项目，形成对风险资本家的资金和管理经验的需求，两者结合的产物就是风险企业，并且形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风险资本家（及其风险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中介，按照能否带来高投资回报这一根本标准，选择具有高成长性（良好市场前景）的项目进行融资、投资，组建风险企业。这些项目多为高新技术，也可能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更新换代的产品和技术、新开放的行业、新的经营服务方式等等。在信息社会，推动知识型企业发展的基本力量既不是产品，也不是市场，而是个性化的客户需求。就连IBM这样的跨国大企业也宣称自己不属于制造业，而是提供全面服务的公司。从出售产品，到出售服务，最后争取成为规则制定者，是大企业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

　　前面已经提到，风险资本家的财务目标是风险资本经营业绩最大化，创业者的财务目标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在风险企业中往往通过经理股票期权计划（Executive Stock Options Plan）来实现。同时，创业者也追求一种领导自己企业的成就感，体现了双因素（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激励效应。风险投资就是把宝押在创业者及经理人身上，对打算介入的“种子公司”的经理人和管理队伍素质反复打量、严格遵选，“一个公司最大的资产不是它的经营思想，而是站在它身后的人，包括自络在内的现代技术永远是一种工具，而管理永远是一切工具的驾驭者”（Amadeus投资公司Auton Richard），风险资本家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队伍，投资者甚至愿意给他下跪，而没有这些条件，他转身就走。

　　美国IDG国际数据集团总裁麦戈文在《国际资本眼中的因特网投资》报告中，提出风险资本选择投资项目的三条标准：成长速度快、有望成为行业排头兵、有一个好的管理团队。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同时，他认为当前国外风险投资进入中国有四大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法制风险、政策风险。其中，管理风险就是指中国缺乏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创业管理滞后。

　　风险企业仍然存在代理人问题，风险资本家（委托人）和创业者（代理人）双方利益的平衡机制同样是通过签订契约来构造的。在投资契约中，确定可转换优先股这一类复合式证券作为融资工具。风险资本家名义上是一个非执行董事，但他是最有影响力的董事，他注重与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的专长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必要）控制企业，对企业的发展过程充分了解，有效地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代理人风险。

　　长期持有可转换代先股的风险资本家也可以拥有普通股表决权，相当于优先股已经提前转换为普通股，并且由于利益的捆绑，不会出现“用脚投票”的退出现象。这是风险企业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区别。“混合经济”概念的使用与扩散，是二十世纪对经济思想史的巨大贡献，风险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式或边缘式的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合同确保风险资本家参与风险企业管理，并分享风险企业的成长。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通过对风险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测，来决定各自所占的股份；并根据转换比例来调整双方所持有的股份，还与风险企业经营业绩挂钩。这个转换比例是动态的，可以随风险企业盈利目标的实现程度而调整，这是对不完全契约的一种修正，是协调双方财务目标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起到了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和激励管理层等作用。事实上，这种对未来成长性的预期将比已经明晰的股权更具有激励作用。在受让资本权益的分配上采取建立于资产增量基础上的“经营者基金”模式，利用经营者自身创造的效益，通过再投入生产的价值来激励分配。经营者基金不是简单的股权量化，而是一种动态的股权分配与管理方式，经营者为公司创造更多效益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股份和利益，其效果就是让经营者永不满足。经营者基金突破了传统的产权制度改革中普遍把资产量化，建立存量基础上的做法，而是把分配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也就是在保证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将增量部分资产按比例分成，并以此来达到持久地激励经营者、凝聚人力资源的目的。